2017年11月27日,國家能源局、環境保護部(生態環境部的前身)聯合發文——《關于開展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技改試點工作的通知》(國能發電力〔2017〕75號),通知中鼓勵相關企業積極申報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技改試點項目。
2018年6月21日,國家能源局、生態環境部再次聯合發文——《關于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技改試點項目建設的通知》(國能發電力〔2018〕53號),公布了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技改試點項目名單。
試點項目的業主都有哪些?
通過對試點項目名單的梳理,各發電企業的試點項目數量統計如下:
其中,華能集團共有14個試點項目,居首位;大唐集團,華潤電力緊隨其后,共11個;華電集團共10個,排第三位。這當中,華潤電力表現得相當搶眼,畢竟,華潤電力的火電裝機容量與華能集團、大唐集團、華電集團相比,不是一個體量(截止2017年底,華能集團火電裝機容量為12927.648萬千瓦,大唐集團為9470.48萬千瓦,華電集團為10537.429萬千瓦,華潤電力至為2981.5萬千瓦。)。
在地方知名能源企業中,浙能共有3個試點項目,居首位。另外,廣東省的發電龍頭企業——粵電集團居然沒有試點項目。
技術路線的選擇
——不明朗的政策支持影響技術路線選擇
目前,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工程主要有三種技術路線:生物質氣化后與燃煤混燃、生物質與燃煤直接混燃發電、燃煤鍋爐與生物質直燃鍋爐并聯發電。
筆者梳理了本次試點項目中的技術路線發現:
燃煤耦合農林廢棄物的項目主要采用增設生物質氣化爐對農林廢棄物進行氣化,產生的生物質燃氣輸送至燃煤機組鍋爐進行燃燒發電(屬于生物質氣化后與燃煤混燃發電)。只有兩個項目例外:
另外,燃煤耦合污泥的項目主要采用污泥干化后,直接送進燃煤機組鍋爐進行焚燒、發電(屬于生物質與燃煤直接混燃發電)。燃煤耦合垃圾的項目主要采用增設垃圾焚燒爐,產生的蒸汽輸送至燃煤機組汽輪機熱力系統進行耦合發電(屬于燃煤鍋爐與生物質直燃鍋爐并聯發電)。
此次試點,大部分項目主要采用生物質氣化后與燃煤混燃的技術路線主要是受不明朗的政策支持影響。
據了解,國電荊門電廠自2012年11月起開始在60萬千瓦機組運行生物質氣化耦合發電項目,且生物質發電的部分是享受到了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政策的,項目每年均可盈利。
國電荊門電廠的盈利使大家普遍看好生物質氣化后與燃煤混燃的技術路線,畢竟它是被實實在在列入過補貼目錄享受過補貼電價且目前仍在運的盈利的唯一項目(華電十里泉電廠、國電寶雞第二發電廠均采用生物質與燃煤直接混燃發電技術路線,且沒有拿到國家補貼,項目運行困難)。
政策支持
——沒有“國補”,地方制定政策支持
2018年6月15日,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發布《關于公布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第七批)的通知》(財建〔2018〕250號)。通知明確指出“燃煤與農林生物質、生活垃圾等混燃發電在內的其他生物質發電項目,不納入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由地方制定出臺相關政策措施,解決補貼資金問題,解決補貼資金問題”。
據了解,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也存在資金不足的問題,暫時還沒有地方政府給出明確的補貼政策。筆者通過查找一些發達省份的發改委網站發現:2017年4月,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曾以“粵發改能電函〔2017〕2121號”函復廣州華潤熱電有限公司,明確以“適當增加每年基數電量方式,確保燃煤耦合污泥發電示范項目穩定運行”。
“城市煤電”轉型新路徑
——創新城市污泥處理模式
在此次的試點項目中,廣東共有5個項目進入試點,其中分布在廣州深圳的共有4個(廣州3個,深圳1個),另外一個在江門新會(也屬于粵港澳大灣區范圍)。在此文中,我們姑且把以上的煤電稱為“城市煤電”。
就在今年的5月份,廣東省環境保護廳印發《廣東省打贏藍天保衛戰2018年工作方案》。方案中提出,2018年底前關停廣州發電廠等合計92.5萬千瓦燃煤發電機組,2020年年底前關停沙角電廠等合計143萬千瓦燃煤發電機組。擬關停的這些機組中,大部分位于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獅子洋周邊),且其中不乏有單機容量30萬以上的“大型”煤電機組。
另一方面,像廣州、深圳這種人口密集的一線城市,每天都有大量的城市污泥產生,填埋的處理方式已然滿足不了,“污泥圍城”問題日益備受關注。
而廣東這5個試點項目無一不是與污泥耦合發電的。這其中,看似偶然,其實必然。這些“城市煤電”都在努力把自身打造成既是“能源輸出中心”又是“城市廢物處理中心”,讓自身與城市之間關系更加緊密。
從目前看來,“城市煤電”開展耦合污泥發電技改,雖沒有直接的電價補貼,看似沒有直接經濟效益,但這也未嘗不是“城市煤電”未來的轉型路徑之一。